康熙执政时期***非常严重，很多官员中饱私囊，百姓负担严重。
在征派中，以“火耗”最为严苛。火耗是明朝时期就存在的制度，火耗是指在将碎银熔铸成银锭时所产生的损耗，清朝***刚开始并不承认这种征收名目，但是时间长了也就成了一种制度。
火耗也是地方官的主要经济来源，每年他们从火耗中得到的收入要远远超过他们的俸禄，而且，每年火耗的征收是有增无减，百姓的赋税每年也是在增加，这也就造成了民间武装反抗之事。到了雍正时期为了稳定民心，只能将火耗规定为一种制度，并且对其进行了限制。
首先，征收的火耗要全部交给朝廷，而不是归地方官所有，这样就直接割断了地方官的利益联系，然后就是限制了火耗征收的额度，而且规定只许少不许多。
但出现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地方官每年的俸禄就非常低了，上下打赏再加上还要养活一家人，现在他们的收入断了，只能另想办法捞钱，所以雍正就设置了养廉银，主要就是用来专门提高地方官员的待遇。比如：雍正元年，山西的火耗银大约是四十三万多两银子，去除弥补亏空的二十万两，发给各级官员的养廉银就有十一万两。
在养廉银的制度下，很多官员的收入也增加了很多，每年俸禄收入也加倍了，这些银子一部分是从地方上的养廉银中抽取的，也有从户部抽调的。到了乾隆时期很多武官的养廉银也成了一种的额度。但其中受益最多的仍然是地方官，地方官的俸禄每年都是数十倍的增长，差距十分的明显。
到了清朝后期，养廉制度已经起不到了养廉的效果了，当时因为通货膨胀，用同样的银子却购买不到同样的东西，而且官员上下打点的银子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增加了很多，为了搜刮银子，***犯不得不另想办法，***屡禁不止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，想要避免官员***，只有建立一个法治社会，只有增强监管力度才是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。
清朝的养廉银制度来源于火耗。
清朝官员俸禄很低，比如一品大员，年俸不过是180两左右。这俸禄对于普通百姓来说绝对是天文数字了，但对于一个一品大员来说肯定不够，他们想要维系一个相对体面的生活，只能***。连一品大员都如此，更不要提其他品级的官员了。
那么，清朝的官僚体系主要是靠哪种陋规***呢？一个最好的陋规就是火耗。
火耗就是地方官在征税时，把老百姓交上来的碎银子熔化重铸的过程中所产生的损耗。对于这个问题，地方官一般的处理方案是征税时就朝老百姓多征一点，这样就提前把火耗摊在税里了。
但问题是，火耗到底是多少？国家没有统一标准，完全是地方自行决定。所以，地方官就打上了火耗的主意，开始越收越多。各级官员靠收火耗赚得钵满盆满，而老百姓的经济负担自然越来越大。
雍正帝继位之初，便致力于整顿吏治，扩充财政收入，于是第一刀就朝火耗下手。他提出了火耗归公，即在承认火耗存在的前提下，将火耗的税额固定化。收上来的火耗，一部分留给地方作为公共开支，弥补财政亏空，另一部分就以养廉银的形式发给各级官员。
之所以称为养廉银，就是把这笔火耗钱作为高薪，补给官员，令其满足，不要再贪，换句话说其实就是***。这办法确实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各地经济情况好转，吏治也有此为之一振，而且确实减轻了老百姓的经济负担。
但归根到底，人的欲望是无止境的，企图靠满足人的欲望去解决***问题的办法，终归都会失败。
养廉银，为清朝特有的官员之薪给制度。创建自1723年的该薪给制度，本意是想藉由高薪，来培养鼓励官员廉洁习性，并避免***情事发生，因此取名为“养廉”。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，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，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。一般来说，养廉银通常为薪水的10倍到100倍。例如，台湾巡抚刘铭传的年薪为155两，养廉银则达一万两。而台湾总兵年俸67两，军事加给144两，而养廉银则为1500两。当时，凡是州、县官，主要靠征收钱粮时进行盘剥。钱粮就是田赋，最初征收实物，后来改成“折色”，即征收银子。无论征收实物或银子，都有一种“耗羡”陋规，所谓“耗羡”即指在征收银粮时，以弥补损耗为由在正额之外加征的部分。一般情况下，征收的银两中，每两加征四至五钱作为火耗；粮一石加征二升到一斗几升，整个州、县总量是一笔可观的数字，实际上这笔耗羡并不归公，完全入了州、县官的私囊，成为公开的、照例的好处。有时候各种各样的额外陋规，甚至超过正常税收的十几倍。
雍正年间，为了革除这个弊病，就把耗羡归入国库，另外发给官员“养廉银”，例如知县看缺分如何，每年给“养廉银”几百两到一千两不等。
但是地方官并不因为有了“养廉银”而廉，仍然在钱粮上打主意，可以借口银子成色不好，也可以借口粮食质量不好，而任意敲诈勒索，而且田赋可以用钱交纳，经手官员就任意把钱价压低。譬如说，市价二千文合一两银子，他可以定为二千四百文合一两；田赋上缴有一定数量，通常缴到八成就算完成了任务。如果有水灾、旱灾，明明收成是八成，可以报五成，农民实际田赋不少缴。多收的银粮都到州、县官和他们爪牙的腰包里了。此外，人们打官司也是州、县官索诈的好机会。
说白了，清朝当官的开销大，但实际俸禄又很低，为避免为官的为“五斗米”发愁，在雍正时期（1727年）正式确立“养廉银”的***津贴制度。
一般而言，一个九品芝麻官，一年的薪水也就是33两多，外加15担大米。若是他新上任县官，光置办一件新官袍就需300-400两。另外像师爷开销，一家老小的花费。都都要他自己掏钱。虽然有些县官，每年有100两的“公费”。但对于这笔开销也是杯水车薪。
后来引入“养廉银”，县官每年就增加800到1200两左右银子。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官员用钱难的问题，但并没有遏制***腐化的行径。
因为这笔“养廉银”说到底还是由百姓出的，只会加重百姓的负担，有些官员就会借着这个养廉名义，到处横征暴敛，名正言顺的敲骨吸髓。
实际上用现在最直白的话说，清朝的养廉银就是将部分***合法化，以朝廷的名义将其直接派发到官员手中，以期待遏制官员的***，但效果并不明白，甚至适得其反。
养廉银起始于雍正年间，应该说，满清官员的俸禄并不高（仿明朝例）。他是清朝特有的官员薪俸制度。这项制度从雍正元年开始实施直到满清覆灭。,延续了将近200年之久。其动机和目的就是多给你银子，而免于***洁身自好。但种下的是龙种收获是跳蚤。结果与愿望相距颇远,甚至走向了反面。除了封建制度和专制皇权的原因之外，还有就是养廉银本身设计不合理、内容不健全,因此养廉银制度并不是解决官吏清廉的良策。雍正本意是想***，来培养鼓励官员廉避免***情事发生，因此取名为“养廉”。
雍正之所以***取养廉银制度，关键在于“火耗”。所谓火耗，是指在将碎银熔铸成银锭时所产生的损耗，这一方式在明朝就有，清朝***一开始并不承认这种征收名目，但是屡禁不止，只好默认。火耗地方官的一个主要***来源，每年火耗的都是有增无减，导致官府与百姓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，说白了，火耗原本是一种潜规则，皇帝认可的一种***。但雍正时期将火耗规定为一种制度，而且将权利收归中央，即“火耗归公”而且对其进行了限制。
征收火耗是上交给朝廷，而不是归地方官所有，火耗征收额度有限制，只许少不许多，就算地方官多征收也归中央，在客观上有效减轻百姓的负担。但雍正也知道官员薪俸低微。如果断了官员这个财路，地方官员势必***取其他方式盘剥百姓。所以雍正开始给各级官员发“补贴”为之“养廉银”。如雍正元年，山西省征收耗银四十三万多两银子，其中弥补亏空用去了二十万两，发给各级官员的养廉银有十一万两。养廉银的发放。受益最多的还是地方官，地方官的俸禄以数十倍地增长，而京官却只翻了两倍。而养廉银的来源来自地方火耗或税赋，因此视各地富庶与否，养廉银数额均有不同。一般来说，养廉银通常为本俸的10倍到100倍。
根据雍正定下的养廉银规定：
总督13000至20000两，巡抚10000至15000两，布政使5000至9000两，按察使3000至8444两，道员1500至6000两，知府800至4000两，知州500至2000两，知县400至2259两，同知400至1600两。其他如河道总督6000两，漕运总督9520两。实际上，养廉银就是***合法化，火耗归公与养廉银制度，实际上是将官员无限度的的盘剥改变为有限度地***。而养廉银在雍正初年还好，但朝中后期，尤其是嘉庆登基以后，养廉银其实已经起不到养廉的效果了，因为通货膨胀，购买力降低，而上下打点的开销反而增大，为了搜刮银子，官员***屡禁不止。养廉银已经失去他的现实意义。封建官僚制度不会因为养廉银而让官员变得清廉。养廉银不能必然带来官员的廉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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